作为杜月笙的浦东老乡，马赓伯与杜月笙的触摸更多一些，本文便是马赓伯以记者的视角，叙说他形象中的实在的杜月笙......
我是上海浦东人。早在青少年时代，便从老一辈们的口中知道了杜月笙这一个名字；再几经社会上小市民的口头烘托，更给杜月笙添上了传奇的颜色，然后也使我对其增加了神秘感。可是，自从杜月笙成了《新闻报》的董事，我与之触摸的时机多起来之后，我的神秘感也就不攻自破、自行消失了。
杜月笙年少失学，胸无点墨。自从他跻身上海黑社会头子，成了无足轻重的闻人大亨之后，便撮合新闻界人士，为自己大造气势和言论。各家报馆都期望这位大亨能作为自己的靠山，因此竞相为其揄扬。
兴办于1893年的《新闻报》，其发行量其时居全国各报之首。自从杜月笙发迹后，《新闻报》便再三刊登文章，为杜月笙主张举行的各类慈善事业进行宣扬，将杜说成是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的闻人，极尽树碑立传、美化点缀之能事。精明干练、足智多谋、附庸风雅的杜月笙摇身一变，竟也成了《新闻报》的董事之一。
除了杜月笙外，《新闻报》的董事还有：金融界的巨擎虞洽卿，以及王晓籁、钱新之、秦润卿、史赓、汪伯奇、汪仲韦等人。其间汪伯奇是《新闻报》第二代总经理，其弟汪仲韦任协理（副总经理）；史赓是报业托拉斯掌握者之一的《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子。从1929年起，当《新闻报》转入我国资本家手中后，史量才曾一度获得该报70%以上的股票。
《新闻报》举行的董事会，是一年一度的例会。这样，杜月笙按例每年都要来新闻报馆开会。他每次都是乘坐进口的“别克”轿车前来。当轿车疾驰至报馆门前停下后，随身的警卫便一手紧扣左的扳机，一手迅速地摆开车门。
杜月笙跟随警卫，敏捷地猫腰钻出轿车。他右手攥根“司的克（手杖）”，左手提起长袍，疾步走进报馆大门。汪伯奇总经理等人忙迎上前去，伴随杜月笙登上二楼，来到董事长室。
这间董事长室估量30平方米左右。室中心放置一张椭圆形的台子，周围排着一圈座椅。杜月笙一走进去，便与等候在那里的诸位董事拱一拱手，接着就问寒问暖起来。那些董事对杜月笙喜形于色，还有少数人乃至显得诚惶诚恐。他们张口沉默，一口一声“镛老（原名杜月生，后因章太炎主张而改名镛，号月笙——本文作者注）”。杜月笙也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淡淡地说上几句，然后抿嘴浅笑，算是答礼。
通过第一次触摸，杜月笙给我留下的形象完全推翻了我之前的幻想：弱不禁风、谈吐平平，其貌不扬，恰似手无缚鸡之力，一个典型的木讷寡言的平常百姓式的人物。
每逢举行董事会，《新闻报》报馆门前那条狭小的马路，便被“别克”、“福特”、“奥斯汀”等各类轿车挤得风雨不透。而杜月笙的“别克”总是停在预留出来的最好方位上，司机警卫在车周边看护。
抗战迸发之前，我除了在《新闻报》每年举行的董事年会上与杜月笙碰头谈天，在其他若干场合也与其多有触摸。
1930年，杜月为了光宗耀祖，夸耀其显赫一时的发迹史，显现其身居上海滩争雄称雄、一呼百诺的威望，以及为日后在政治舞台上大造气势，他不惜代价在故土浦东高桥购地五十亩，大兴土木，兴建了上海名列前茅的祠堂——“杜氏宗祠”。
第二年6月，杜家祠堂竣工完工。杜月笙举行了隆重的入祠典礼和规划超前，声称天下第一的堂会。连政要蒋介石、张学良、何应钦等都送了匾额。作为《新闻报》摄影记者，我受邀前往拍照。
跟着人山人海的人流，我满头大汗赶到祠堂。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座足有五层楼高的大彩楼。彩楼前空场上有芦席搭了一片饭棚。饭棚里能包容几百张桌子。在这里吃饭的都是本地的乡亲们。
至于各界名人、军政要员以及杜月笙的至亲好友、学生学徒则在另一处的食堂里就餐。他们互相都了解所以一碰头亲近问寒问暖，赞许恭维之言不绝于耳。我调查了一下，发现食堂里的菜肴要远比饭棚里的丰富和讲究，不论餐具仍是菜肴酒水都是适当讲究且中西兼备。
活动中杜月笙曾分别给饭棚和食堂的来宾敬酒称谢。他酒量很大，不论国酒仍是洋酒，推杯换盏面不改色。在乡亲们就餐的饭棚里，他喜形于色，点头哈腰，有些不懂事的孩子当面喊他“生果阿笙”杜月笙也不气愤乃至抚摸着顽皮孩子的头夸奖。但我发现当他转过身去离开饭棚的时分笑脸瞬间收敛让人毛骨悚然。
1933年，上海濬浦局（类似于现在的航道局）局长宋子良（宋子文之弟）出头约请达官贵人、豪富巨贾、上海闻人名士等，如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上海市商会会长虞卿、以及闻人大亨杜月笙、闻兰亭、王匠心籍、袁履登等人，一起搭船前往吴淞口，观摩从德国引入的一艘挖泥船的操作扮演。其时《新闻报》派遣我和一位同人应邀前往。
我走进内舱，对名字入座后，便一目睹坐在我身旁接近上首座位的正是杜月笙，他长袍马褂，正襟危坐，神态严厉正襟危坐。因为我与杜月笙彼此熟识，而又都是浦东同乡，便操着乡音与他问寒问暖起来，就在说话的过程中他也是面无表情，很难让人猜透他的喜怒，而他关于他人打招呼的回应仅仅微微点一下头，乃至都舍不得一个浅笑。
1935年，我又在航空大楼的奠基典礼上见到了杜月笙。其时到会奠基典礼的有军政界要人、社会闻人大亨、各阶层著名人士，以及一些报馆的记者。我是作为《新闻报》记者应邀到会的。
一走进大门，便使人发生一种庄严、威严的感觉。大门的石阶下，摆放着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和一名腰挎手枪的军官。他们一个个似泥塑木雕昂首阔步地肃立着。每逢载着进场者的轿车、吉普车驰进大门时，那个军官便喊一声“立正”，四名警卫人员当即提起步枪肃立着行注目礼。进场接近结尾时，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才缓不济急。
典礼上，杜月笙是咱们记者关心的人物之一。此刻的他不可是民政府的“少将参议”，并且还挂着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的头衔。由此，杜月在典礼上愈加显得得意忘形，他抿着嘴斜昂着头，双手拄着漆黑发亮的“司的克”，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气魄。
日本屈服后，杜月笙在杜美电影院邻近建了一座洋房。房子造好后我曾前往采访。从大门进去登上台阶，通过大厅，便可见到两间大房间。一间陈设铺排的满是中式传统家具，古色古香富丽堂皇。另一间则满是西式家具，洋味十足，令人耳目一新。
接到奴隶报讯后，杜月笙手提“司的克”，踱着方步，在客厅里接见我。他按例穿戴长袍，佝偻着背脊，颦蹙双眉，绷紧脸庞。乍一看上去，他如同浑身显得不舒坦。待坐定后，他便与我交谈起来。
从杜月笙仆人口中得知：杜月笙嗜毒成瘾，每天起床之前，总要横躺在床上吸几口烟，然后再强打精力，慢悠悠地下床洗漱。
仆人说：杜月笙不论盛夏盛暑仍是三九酷寒，一年四季在家历来不穿短衣或西装，从始至终保持着固有的行头——一身长袍。假设出门，便再套上一件马褂，以尽量让衣袖隐瞒臂上那蓝色的小铁锚刺花。佣仆还告诉我，杜月笙给他手下的弟兄门徒、三教九流、帮会流氓定的规则，即穿短打的一概禁绝进杜宅大门。
我想这或许是受杨度、章太炎等文人食客的影响吧，当然附庸风雅，故意改进人们对黑帮大佬的传统形象的原因，我想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