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红旗插向大西南（上）

  在贵州解放75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根据贵州有关党史、军史资料整理了这篇有关中国人民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及所辖第十六、十七、十八军和西进支队在1949年7月至1950年1月期间，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肩负“进军大西南，经营贵州省”的重任，胜利达成目标的整个进程资料，以便大家对当年贵州的解放、接管工作有一个明瞭的认知和了解。

  又因过去资料介绍主要侧重五兵团所辖十六、十七军的内容，相应十八军的资料较少，造成很多读者对十八军在此进程及之后去向了解欠缺，认知模糊。故在此文中对有关十八军的动向做了说明。

  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非常迅速。在我军取得京沪杭战役胜利之时，华北残敌已基本被肃清；五月中旬，四野部队于鄂东渡过长江，迅速解放湖北之大部地区；湖南程潜、陈明仁宣布起义；在西北，我军节节胜利，西北全部解放在即；在华东，三野部署就绪，可完全担当东南沿海的防务；在青岛、福州(美国原在这里建有军事基地)相继解放，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已大为减少。

  在我军强大攻势下，蒋家王朝虽宣布迁都广州，但大部已分崩离析，各奔前程，只剩下胡宗南和白崇禧两个主力集团。白崇禧集团退往湖南衡(阳)宝(庆)一线，组织湘、粤联合防线，企图阻止我军南进。胡宗南集团则退守秦岭，防止我军入川。

  蒋介石面对败局仍不死心，制订了一个“最后战略”计划，企图将胡宗南和白崇禧集中西南地区，迁都重庆，利用西南的封建势力和有利地形，同我长期周旋，以等待国际事变，东山再起。

  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加快解放全国的进程。早在五、六月间，毛主席就指出：只有继续进军，解放全国领土，使美帝国主义完全丧失它们在大陆的一切走狗，只有中国革命力量越强大、越坚决，才能使帝国主义有所惧而不敢轻举妄动；才能有利于克服财经困难，粉碎敌人封锁。

  在我军已处非常大的优势、敌处绝对劣势下，指出，敌人必将尽力避免同我军作战，因此我军在消灭残余敌人的作战中，必须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同时要积极采取政治解决的方式，作为战斗解决的辅助方式，以加速战争的过程。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二野前委于7月中旬在南京召开前委扩大会，对进军西南进行了具体的部署。

  二野前委赋予五兵团的任务是：于10月10日前隐蔽地集结于湖南邵阳地区。11月20日前攻占贵阳，而后经毕节进击宜宾、纳溪地带之敌，进而协同三兵团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在完成这一作战任务的同时，还要担负起经营贵州全省地方工作的重任，(十八军要准备负责经营另外地区的工作)。杨勇司令员、政委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和贵州省委书记，部队将要抽调大批干部参加地方工作。

  7月25日，五兵团于江西上饶召开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传达前委的指示，充分说明我们担负作战任务之重大意义，要求各部队要自觉执行好毛主席“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要继续准备吃大苦耐大劳，进行艰苦的行军，坚决完成作战任务。同时又明确，各部队必须将作战和经营贵州这两副担子一肩挑。要准备在解放贵州后就立即担负起进行贵州地方工作的任务。随着西南地区战争的逐步减少，地方工作将要逐步是我们的头等任务。对此主要领导同志应早做思想准备，并依此精神安排工作。会议规定经营贵州的任务，只传达到团，暂对下保密。会后兵团又接连采取了以下措施：

  这次进军，五兵团将长驱直入，远离后方，既要度夏，又要过冬。而我们的后勤保障力量很不适应这一任务的要求。这个矛盾在渡江后的追击作战中已有明显暴露，在新的进军中，这个矛盾更为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兵团党委和首长决定尽量从兵团机关抽调力量用于后勤保障，并采取新的组织形式，从前后两个方面加强。在前面，兵团于7月31日决定组织进军西南先遣支队，由兵团政治部副主任石新安任司令员兼政委，后勤部长吴机章，作战处长孙子植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以四十七师参谋长薛宗华为参谋长，兵团敌工部长王乐亭为政治部主任，机关由兵团作战处，敌工部、后勤部的干部组成。率工兵和侦察部队及十八军随营学校共四千多人，于8月10日由上饶出发，负责同沿途党政军联系，担负修桥补路，食粮供给，敌情民俗调查等工作。

  与此同时，十六军、十七军也派出了先遣队。兵团先遣队从成立至解放贵阳结束，历时四个月零九天，行程7743里，修复大小桥梁60多座，筹粮一千多万斤，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在后面，于上饶组建了运输指挥部，由兵团军政处，供给部组成，由军政处长何光宇负责，统一向华东和北方派出干部购制冬衣、鞋子、雨具、药品等，并组织力量赶运弹药器材。另以兵团部为主，于进军途经之南昌、长沙等地设立办事处，加强筹措，协调运输。使后勤工作有了很大改进，有效地保障了进军的顺利进行。

  当时贵州省共79个县，8个专署(市)。接管这样一个局面的工作，所需干部数量很大。兵团除动员赣东北区3000多名干部(共4个专区，24个县的全套干部)入黔工作，赣东北军区及其四个分区之大多数干部也将入黔工作外，尚缺4个专区、50多个县的干部。兵团部队将要担负重要作战任务，不可能一下担负起这么多的接管任务。兵团党委拟分批予以解决。

  兵团党委于8月31日发出通知，决定第一批由十六军、十七军各抽800名干部，配起4个地区(每个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8人)；20个县(每个县领导干部6人)；120个区(每个区领导干部5人)的班子。要求两军应按此抓紧选调干部。

  此外，中央还将从东北、华北等地选调一批干部来。上述各方面的干部将于进军至湖南湘潭时集中学习，进行准备，以作为入黔后在主要地区先展开工作之干部准备。此外，还要求军大五分校要对招收的近5千名学生(包括十六军、十七军随校招生)抓紧培训，以解决入黔后干部短缺之困难。

  受领进军任务后，兵团即令分散在江西、福建担负地方工作之部队归建集中。将原安排之整训任务同进军动员结合进行。遵照二野前委的要求，各部队均以师或团召开党代会，进一步检查克服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在党代会上各部队着重检查渡江以来，特别在接管城市中，执行政策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批判了部分人员中开始滋长的贪图安逸享受和轻敌麻痹思想，严肃批评了个别人违反政策纪律的错误。党代会还充分进行了进军动员，强调要做继续吃苦，战胜困难的充分思想准备。在连队则以发扬三大民主，改善官兵关系为内容做整顿和动员。

  这次教育和整顿，由于正确地发扬了民主，着重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兵团领导又抓得紧、抓得严，使部队的思想作风有了新的进步，官兵关系取得很大改善。对战士的教育则坚持从阶级教育入手，通过诉苦提高阶级觉悟，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各部队还分别举行进军誓师大会，掀起立功运动高潮。使部队士气更加高昂，政策纪律观念显著地增强，为完成进军任务打下了较好的思想基础。

  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后，为了开辟解放华南的通路，军委令二野以一部配合四野进行湘赣边作战。十八军奉命配属四兵团参加这次战役，担负迂回敌后，断敌退路之任务。

  白崇禧集团是敌军中战斗力较强的一个主力集团，其构筑工事隐蔽，便衣谍报人员很多，长于迂回和偷袭。我军行军路线又多在险峻山区。针对这一些状况，十八军要求各部要认认真真地对待、谨慎从事。十八军于7月1日出发，进至临川、崇仁地区。为配合四野歼敌，军主力以突然动作出宜春、分宜，对敌形成包围，并负责歼灭由永新、莲花来援之敌。7月12日攻占吉水，守敌二十三军1个营慌忙逃跑。十八军当即强渡赣江，以五十二师、五十三师分由南北合击吉安，歼敌二十三军1个营，俘260多人，追击中又歼敌200多人，解放了吉安。

  敌人在我追击下，忙向赣州方向退缩。此时四兵团已顺利进入井冈山地区准备向广东进军。十八军奉命停止前进，于7月29日进至永新休整，并负责向宁岗、莲花方向警戒。此时敌四十六军一八八师正分布于莲花、茶陵一线，掩护其主力后撤。当地土顽据守茶陵并于公路沿途埋设地雷，扼守险要。为扫除沿途之敌，军令五十四师向莲花之敌进攻，该师于8月10日攻占莲花，歼敌一部。当我先头部队1个营，进至莲花以西之小楼地区时，从俘虏中得悉敌一八八师有1个营驻井头附近，我军正准备部署歼敌时，敌竟迂回到我之右翼发起进攻，我仓促应战，被迫撤退，使敌从容撤走。8月15日，五十四师进占茶陵，全歼该县之敌。军主力于8月23日进抵茶陵休整训练。

  从8月22日起，十八归四野十二兵团指挥。十八军在茶陵地区休整一个月，以团为单位总结经验教训，抓紧训练，学习与研究对白崇禧集团作战的要领，准备继续作战。

  经过动员准备后，兵团率十六军、十七军于9月初，隐蔽地向湘西开进。时值四野主力正准备同白崇禧会战，湖南地区部队云集，这就更有利我秘密运动，但也给部队的供应和交通带来了困难(湘西地区正遇干旱)。此时，我部没有新的战斗任务，为养精蓄锐，部队每日行进五、六十里，并定期休息。但时值江南酷暑季节，气温经常高达35°以上，部队负重行军，中暑、疟疾等流行疾病威胁甚大。据四十七师报，行军半月来生病者达半数以上，未病者体力也明显下降。

  兵团领导对此极为关心，杨勇司令员、政委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连队干部要切实负责，把卫生工作制度化，尽力改善部队生活，并发动所有医务人员深入部队，突击治疗人马伤病。要求各部队把开展人马健康运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各级干部都认真改进行军的组织和管理，千方百计使部队吃好睡好，部队体力逐步有所恢复。

  开进中，我部同四野会师。四野及华中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给我们极为热情感人的支援。在物资紧缺情况下，大力保证部队的供应；主动给我们腾让宿营住房；沿途遍设开水站；给部队送来猪肉、香烟、毛巾等慰问品。使部队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兵团党委和首长也及时发出搞好会师的指示，发动部队学习四野的优良作风，以搞好行军，遵守好纪律的实际行动，感谢华中党政军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关怀，有效地增强了部队和军政军民的团结。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喜讯传来，全军欢欣鼓舞，士气更高，逐渐增强了战胜困难，完成进军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五兵团于10月上旬进至湘潭，立即将预定入黔之地方干部组织起来，进行集训。这批干部有从部队转业地方的干部，有从冀鲁豫南下到赣东北区的地方干部，还有一大批学生，统一组成第五兵团西进支队，由原赣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傅家选任司令员，原区党委宣传部长申云浦为政委。兵团政治部和赣东北区党委经过认真的研究和调配，初步确定各地、县的党政军领导班子。西进支队遂按地区编为大队，以县编为中队。集训中，兵团首长亲自听取这批干部的意见和要求，进行了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动员，使他们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接着又以一周时间学习政策，准备赴任。

  10月3日，二野前委令五兵团归四野指挥参加这次战役。兵团当即令十六军、十七军做好参战的一切准备，并进入作战位置。

  四野决定兵分三路以战略动作向敌发起进攻。右路以芷江、洪江为目标，防敌逃入贵州；左路直取广州。十八军配属十二兵团为中路，进至耒阳、郴州之间，负责断敌向郴州退路，并视情况机动参战。

  十八军奉命于10月1日由茶陵出发，当日进至安平司地区，即侦得龙海塘往北至黄田铺一带均有敌人，龙海塘以南尚未发现敌情，估计系敌一七五师。五十三师即以一五九团往西向龙海塘进击，以一五七团往北向南京冲前进，以切断黄田铺同龙海塘敌之联系，将敌歼于龙海塘东北地区。另以一五八团前出至龙海塘之西南作为掩护。

  10月2日，一五七、一五九团开始前进，因敌人之警戒部队伸的远、铺的宽，不断以小部队进行抵抗，并利用山地对我突然袭击，我进展不大。同日晚我五十四师前卫团亦进至龙海塘以北之双排山，与敌一七五师的1个团遭遇，敌向我多次冲击，我一直坚守阵地。此时我始知当面之敌系一七五师之全部，其五二三团在龙海塘至黄田铺之间，五二四团在龙海塘西南方向，其师部住观音阁。军即令五十三师和五十四师分由南北打通，争取歼灭五二三团。同时令一五八团改于长罗寨一带阻敌向东增援，保障主力歼敌。但该团未接到命令，仍按原来之部署执行，加以轻敌麻痹，进到龙海塘西南后，只派出两个排于山头警戒，部队于敌前休息造饭。此时敌人正隐蔽地向我警戒排接近，直至距我30米处，喊起杀声我才发觉，致使部队无组织撤退，造成30多人伤亡。敌五二三团主力乘机向西撤退。

  我为迅速完成切断粤汉铁路，配合四野主力歼敌之任务，遂于10月4日撤出战斗。改以五十二师为前卫。五十二师当日攻占永兴，7日占领粤汉铁路之高司亭车站，控制铁路40里，铁桥1座。9日占领新田，歼土顽300多人。

  10月14日，发现敌一七五师师部率五二四团自阳明山向西南逃窜。师即令一五六团派出4个轻装连前进至白泥沟地区截击敌人。当这4个连到达白泥沟时，恰与由东北向零陵逃窜之敌五十八军七九五团接触。该师即令一五六团全部回敌之侧后，以一五四团由正面发起冲击。敌遇我一五六团截击后，即退缩至李珠源地区，一五六和一五四团分由东西向敌发起攻击，于踏确岭将该团全歼。俘敌副团长以下800多人，我只牺牲2人。

  在我各路部队的强大攻势下，白崇禧集团向广西逃跑，十六军、十七军未及参战，衡宝战役即告结束。十八军亦奉命归建。

  10月13日，四野转来二野前委命令，传达毛主席指示，令五兵团应待解放广州后，即直出贵州，速占贵阳。

  五兵团即率十六、十七军继续西进，于10月17日进至邵阳地区。为隐蔽我之作战意图，令各军电台静默，以防暴露部队位置，通信联络可通过四野部队电台转达，各部队均须严密封锁湘黔边界；对川黔滇籍之归俘，一律不准入境和补用，以防敌刺探军情。同时加派部队，修补道路；通知各部筹足粮草，补给冬衣，做入黔作战之准备。同时令十八军向邵阳开进，准备参战。

  衡宝战役后，白崇禧集团已退守广西。胡宗南主力(辖五、七、十八兵团)仍扼守秦岭；宋希濂部(十四、二十兵团)和孙元良兵团驻守川东；罗广文之十五兵团于南充作机动。

  贵州在敌之西南防线中为胡、白两集团之接合部，又是其整个防线上的薄弱环节。守敌为何绍周之十九兵团，其所属之四十九军和八十九军均于1949年初才拼凑起来，虽为美式装备，但仅两万多人，内部派系林立，各有异心，有的已在为自己寻找出路，战斗力不强。

  贵州的保安部队原有5个团，在我军渡江后扩充为8个团，约一万余人。直到9、10月间湖南程潜、陈明仁将军起义后，谷正伦才忙将其8个保安团编为4个保安旅，分驻于铜仁、遵义、毕节等地。贵州省主席谷正伦，保安副司令韩文焕，总以为贵州东有白崇禧，北有胡宗南，我军不会很快入黔，因而戒备松懈。到1949年8月才将其四十九军开赴黔东，10月才授其战斗任务。该军军部驻黄平，以其三二七师、二四九师分驻晃县、玉屏、天柱一线。以二七五师驻黄平旧州为二梯队。在锦屏、通道地区则有白崇禧之一○三军和一○○军布防。敌之八十九军为了对付我滇桂黔边区游击纵队和云南地方势力，驻于贵阳至盘县一线。

  针对敌人之“最后战略”，刘邓首长遵照毛主席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令四兵团参加两广作战后，即向云南迂回，断敌向国外逃路。以十八兵团在北面将胡宗南紧紧地牵制在秦岭。而以三兵团和四野四十七军为右翼向川东南进击；以五兵团和十军为左翼，直出贵州，占领贵阳。首先将胡、白两集团的联系切断，进而再将川黔滇敌分割开来，争取在四川全歼胡宗南主力。

  10月23日，刘邓首长下达川黔作战命令，要求五兵团于11月15日攻占贵阳，11月25日进占毕节，12月10日进至宜宾、纳溪地区。10月29日，野司又通报：四野三十八军将经湘黔边界向广西进军，要求我兵团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三十八军通过后，即按原计划直出贵州，入黔作战。

  根据上述指示，五兵团于10月20至22日，于邵阳召开各军首长会议，部署入黔作战。随即发出《战字第3号命令》，决定以十七军附兵团野炮团为中路，沿湘黔公路进击，负责攻占贵阳，以十六军为左翼，向天柱、三穗、镇远进攻，协同十七军作战。以十八军为兵团二梯队。右翼有友邻十军，负责向铜仁、松桃进攻。争取在黄平以东歼敌四十九军，以利我夺取贵阳。

  11月4日又召开了有十六军、十七军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针对黔敌之动向，进一步安排了各项作战事宜，发出了“迅速占领贵阳，分割大西南敌人联系战术指示”。要求部队“在敌人溃逃时，应猛烈追截，力求在混乱中歼灭之，敌若缩成一团固守时，应断其退路，周密布置，以求全歼。切忌急躁乱撞”。指示各部队要格外的注意夺取桥梁、要隘，尤其要注意抢占黔东险关“鹅翅膀”。指示指出：黔敌战斗力不强，但数量较多，地形熟悉，我则地形敌情都不太熟悉，务须注意搞好通信联络和机断处置。

  10月20日兵团党委和政治部也发出指示和号召，向部队公开指出下步进军之目标和任务。要求部队“为实现军委的战略意图，一定要打得快，打得坚决。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分割川桂滇黔之敌，使之不能靠拢，以缩短西南作战的时间，只有如此，才能防敌外逃，减少我们解放西南，安定贵州的麻烦，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敌人的破坏，以利西南和贵州的建设”。“还要看到解放贵州是解放大西南之开端，凭借贵州，攻取四川、云南就省事多了”。“因此，一定要做高速度运动之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指挥要灵活机动，布置要小心谨慎，动作要勇猛迅速，一定要把作战任务完成好”。还指出“我兵团还要担负经营贵州的任务，因此我们还需要当好工作队。为此，要求首先要与贵州人民见好面，要做到秋毫无犯，保证贵州人民安居乐业。尤其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执行好党的民族政策；其次要接管好，保证做到接管财产完整无损，不乱不烂，并切实保护好一切公共财物”。根据上述任务，党委要求全军“要开展以行好军，打好仗，同贵州人民见好面为内容的立功运动”。

  兵团党委还很有预见地指出：“胜利属于我们已没有疑问，但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会遇到严重的财经困难，对此必须做充分的思想准备号召部队“自今日开始，立即发动节约运动，准备过苦日子”。

  根据兵团的命令，各军迅速进入各自位置。十七军于10月底进入芷江地区展开。西进支队亦至芷江，准备尾随十七军前进。十六军于11月1日进至洞口、黔阳、洪江、会同地区展开。两军抓紧进行临战前的准备，部署山地作战的战术和指挥要求。认真进行入黔作战之动员，掀起为争取在全国解放的最后一战中杀敌立功的新高潮。兵团在芷江建立了医疗收容和后勤供应机构，保障部队入黔作战。

  10月27日，十八军进至邵阳以东地区进行休整补充，做继续进军之准备。11月上旬，友邻十军亦秘密进至湖南凤凰地区，完成了入黔作战之准备。

  与此同时，兵团党委和贵州省委领导同志对解放后贵州的全面工作，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和安排。10月26日召开了军队与地方的地师干部联席会，传达了西南局的指示和要求，详细分析了贵州的详细情况，指出解放后我们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巨大困难，确定了贵州工作的方针，部署了解放后的工作。明确解放后贵州的主要任务是：“摧毁敌政权，建立革命秩序，恢复生产，支援战争”，依据未来战争局势的发展，指出：“要准备可能有数十万大军和地方干部在贵州过境，保证这么多部队的供应将是我们第一等的任务”。省委决定：“进入贵州后，征借粮草应成为一切工作之中心环节，是我们工作能否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的关键”。要求各级领导“要有决心、有魄力地保证达成目标”。并以此向各地区下达了具体的征粮任务。

  这次会议还正式决定了各地、县、分区负责人，决定在贵阳和遵义建立军管会。并决定整个接管工作实行稳妥方针：即对交通沿线和富庶地区实行全面接管。对可能接管地区实行相机占领；对边沿地区，暂不接管。整个接管工作依先城市后农村的步骤实行。会议还对解放后贵州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恢复生产、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等都规定了具体政策。

  会议强调各级领导同志一定要充分估计困难，认认真真地对待困难，做战胜困难的充分思想准备。要求各级干部都要面向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努力学习政策。号召军队与地方同志要在党的原则下统一起来，亲密团结，这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可靠保证。

  邵阳会议为贵州工作的全面展开，在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以及作风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做好各项准备的基础上，兵团部队出敌不意向敌发起多路进攻。十六军以四十六师经翁洞、瓦寨向天柱、三穗方向进击；以四十八师经洞口、会同南迂回天柱，对锦屏方向警戒；以四十七师为二梯队。

  11月3日发起进攻，四十六师前卫一三八团在瓦寨与敌二四九师七四七团接触，但敌一触即溃，仓惶逃跑，我俘敌40余人。4日攻占天柱，6日攻占三穗。

  十七军以五十师沿龙洞、大洪山、子孙桥一线直插玉屏，截击晃县西退之敌，而后沿湘黔公路向贵阳进击，并准备担负贵阳的警备任务。以四十九师之一部向黄道司发起进攻，主力沿岑巩、余庆、、开阳向息烽进攻，以协同我正面进攻部队歼敌。以五十一师攻歼门楼坳、波州之敌，而后攻取晃县。十七军各师均按预定要求于11月6日发起进攻。

  我军之多路进攻，迅速打烂了敌人的黔东防线。五十师前卫一四九团于6日上午攻占玉屏，歼敌九八○团1个连。余敌向西逃窜，该团当即展开猛追至青溪镇时，发现敌正在渡河。我利用大雾掩护，直扑正在集合之敌群，将敌打散，歼敌400多人。四十九师于7日攻占黄道司，歼敌九八一团1个连。五十一师也迅速攻占了波州、晃县。在我强大攻势下敌只有依靠破坏公路来迟滞我之进攻。至8日，十六军前卫部队同五十师会合，进占了黔东重镇镇远。

  与此同时，三兵团和四十七军亦向川东南和黔北地区之敌发起进攻。这样在北起巴中，南至天柱宽约一千里的地段上，我军发起了多路进攻。这一完全出敌意料之举，使敌非常惊恐。谷正伦、韩文焕、何绍周等，忙令其四十九军一定要利用天险“鹅翅膀”，固守1个星期，保证他们从贵阳撤退。四十九军急调其二四九师至施秉，派由天柱逃来之七四七团至“鹅翅膀”，加修工事，企图凭借镇雄关险要地形阻我西进。

  十六军前卫一三八团进占镇远后，于8日进至镇雄关。镇雄关山高地险，易守难攻。靠正面进攻很难奏效。一三八团经侦察了解，摸清上山道路后，决定在正面佯攻，牵制敌人，另以两路兵力，分由公路南北两侧向山后，进行偷袭。进攻中，北路部队于深山之中得到群众帮助，迂回成功，从山后摸上去打掉敌人哨所，直捣敌之营部。守敌顿时大乱，我正面进攻部队趁势猛攻，迅速拿下“鹅翅膀”，打开了通往贵阳的主要障碍。此战共歼敌400多人，并于同日解放了施秉。

  11月10日，野司通报：何绍周等在我日益迫近贵阳的情况下，有向安顺撤退之动向，要我加快向贵阳进攻。此时一三八团已进至五十师之前，兵团遂令十六军加速前进夺取贵阳，而后速至清镇截敌；五十师应尾十六军前卫迅速跟进，其警备贵阳任务不变。十六军当即要求前卫尽力加大行程。一三八团奋勇前进，于11日进占炉山，与从左翼接连解放剑河、台江、凯里向炉山之四十八师会合。

  12日黎明，一三八团进至湘黔公路与黔桂公路会合处之甘粑哨，截获敌一批汽车。从俘虏中得知，后有敌联勤总部之车队正在驶来。该团参谋长刘凤鸣同志当即布置部队于甘粑哨内埋伏；由他化装为军官带少数随员，乘车迎上前去，催促敌车队加速行驶。敌人果然中计，我未经战斗即缴获汽车36辆，俘其全部人员。该团遂改乘汽车向贵阳猛进，一路连下贵定，龙里两城。在龙里附近冲散敌1个团，俘敌四十九军副军长陈翠秋。于14日23时进占贵阳。贵阳之敌已于13日逃走。一三八团连夜进至清镇待命。五十师于15日上午进入贵阳警备。

  与此同时，我各路部队都加快行程。四十九师于8日解放岑巩，9日进至施秉王家坪，与由“鹅翅膀”溃逃下来之敌七四七团相遇，歼其一部后，连克，余庆、开阳，于15日占领息烽，切断川黔公路。在这一段进军中，该师前卫一四六团连续四天四夜没宿营，一路翻越悬崖，徒涉寒流，兼程前进420里，完成预定任务。五十一师率一五一团于14日由炉山向黔南进攻，日行140里，连克麻江、都匀，歼敌400多，切断了黔桂线。友邻十军亦由湖南凤凰地区发起进攻，11日攻占铜仁，12日解放松桃，16日进占印江。我军直出贵州、解放贵阳的胜利使敌人遭受沉重打击，日益趋于瓦解。

  谷正伦等由贵阳逃跑后，率其绥署和保安司令部等驻盘江地区，其十九兵团司令部退至毕节，令其八十九军退至盘县、贞丰一线；四十九军退至织金、黔西、毕节等地，并进一步扩充部队，准备沿毕节、织金、贞丰构成南北防线，阻我西进。此时川境之敌宋希濂、罗广文部在我三兵团打击下也有向滇境退却之动向。

  此外，原在湘黔边境之敌十七兵团在湘西遭四野毁灭性打击后，其残部退入独山等地，亦准备向云南逃窜。

  刘邓首长在11月11日即指示我兵团，在占领贵阳后，休息不宜超过三天，即以主力速占毕节，准备直出川南，断敌入滇逃路。

  1、以四十九师集中于安顺一带，作为全省的机动作战力量。四十九师于进占开阳、息烽后，奉命向安顺进击。十七军侦察营亦由贵阳前往安顺集结。11月18日两路部队均进至安顺。该师当即令一四五团解放普定，以一四六团进占镇宁。师部率一四七团和军侦察营集中于安顺。部署对黔西南之敌八十九军的布防；对黔西北之敌四十九军进行监视。

  四十九师进至安顺后，从俘敌1连长获悉：敌二四九师约3000多人由黔东撤退下来，正经广顺向安顺奔来，准备逃往毕节。因我已解放安顺，敌正企图绕过安顺经普定西窜，20日已达新场。师判定这一情况确实。即部署在安顺西、普定南、镇宁北之马官屯地区预伏歼敌。决以一四五团一部进至普定西南之干坝、野牛庄、木岗之间断敌去路后，向东压缩：以其另一部向普定西南，压缩迂回；以军侦察营进至西安镇、木岗地区同一四五团衔接，而后向东压缩，北防敌向镇宁西南逃跑；以一四七团一部乘车向大山哨尾追敌人；以其另一部由安顺西向马官屯压缩。

  22日清晨，一四五团首先发现敌人正由马官屯地区开始运动，遂立即以一部进至新堡设伏拦敌去路，待敌进至距我80米处时，我军突然开火，敌遭意外打击，顿呈慌乱，我趁势发起冲锋，敌忙调头向来路回逃。此时该团之另一部正赶至太平堡亦向敌发起冲击。敌遂以大队向我阿包山阵地猛突，我据守阵地连长牺牲，敌冲上山来，因敌众我寡，阵地被突破，大股敌人蜂涌而逃。一四五团立即猛追，迅速将这股敌人全歼。共毙伤敌800多人，俘敌副团长以下1200多人。缴各种炮28门，各种枪585支，电台5部，战马112匹。我伤亡24人。一四五团二营长刘利勋在战斗中同敌人争夺机枪时光荣牺牲。这次战斗由于一四七团尾追敌之部队未能大胆猛追；军侦察营进入木岗地区后，未曾发现敌人，即自行撤回，致使一部分敌人经西安镇西逃。

  2、令五十一师等解放黔南诸县。五十一师11月19日令一五一团由都匀出发，向独山之敌发起进攻。独山地区驻有敌十七兵团(辖一〇〇军、一〇三军)。但该敌已属残兵败将，人数不足，士气不振，没多少战斗力。敌之部署是以一〇〇军十九师之五十六团和独山保安团驻守独山县城，但其五十六团还不足400人。敌十九师师部驻县以南，一〇〇军驻上司，十七兵团部驻下司，一〇三军驻基长。

  一五一团在侦得敌情后，即以1个营沿公路发起进攻；以一部进至城东南，防敌一○三军增援；一部进至城西南截敌向南逃跑。我发起进攻后很快即突破敌之防线，敌慌忙逃跑，我共歼敌300多人，缴汽车13辆。敌独山保安团长周享文率80多人向我投降。独山解放后，该团又分兵于24日解放丹寨、三都。29日南下解放麻尾。残敌逃往广西。11月30日，该团又向平塘前进，迫敌平塘县长率70多人向我投降。在一五一团南进的同时，十七军补训团于11月24日由贵阳出发，当日即解放了惠水。在我进军威逼下，敌长顺县长向我投诚，使黔南大部分地区均获解放。

  3、以十六军进占毕节，断敌入滇逃路，快速入川。十六军于清镇地区稍事休整后，按照野司的命令向毕节出击。此时敌四十九军二七五师已利用鸭池河天险，在六广、大关地区布防。该军决定首先歼灭鸭池河北岸至黔西地区之敌，而后攻占大定、毕节，截断川滇东路。十六军以四十六师主力于鸭池河正面强渡，而后夺占大关，直取黔西，以一三七团于青杠坝偷渡。以四十七师提前偷渡白猫河、杨柳河、绮结河、六圭河断敌黔西退路，而后除以一部协同四十六师歼敌外，主力迅速向大定、毕节进击。以四十八师尾四十六师前进。由于十六军西进后，将入川作战，十七军遂令一四九团一部尾十六军进驻黔西地区，以掩护当地地方开展工作。

  11月21日，四十七师连续渡过白猫河等四条河流，走小路，翻山越岭，三天前进270里，于25日攻占大定，歼敌四十九军一部，俘其军参谋长饶启尧。敌二七五师在我争取下，撤离鸭池河之防，退往金沙，宣布起义。

  24日，四十六师迅速渡过鸭池河，于25日解放黔西，歼敌200多人。军侦察营亦于六广西南渡过鸭池河，直插至赤水河。

  28日，四十七师攻占黔西北重镇毕节。一四九团进入黔西后，即趁势解放金沙，歼敌300多人，并争取敌保八团起义。接着又解放了织金。

  在我军进逼下，敌四十九军退往水城方向。自此我切断了川境敌经贵州逃滇的最后一条通路。

  与此同时，友邻十军已接连解放石阡、思南、湄潭、遵义等，至12月初又相继解放了直至赤水的黔北广大地区。

  至此，除黔西南一隅和少数边沿县之外，贵州全省已获解放，地方工作亦随之在全省范围展开。

  由于的反动统治，残酷的阶级剥削，深重的民族压迫，使贵州经济文化极为落后，财粮历来不能自给，是有名的地瘠民贫的穷省。谷正伦等策划的应变活动，更加深了人民的灾难，造成了成堆的问题。临解放前，他们开放烟禁，普遍组织所谓的“保民委员会”，实联保联坐，加强控制。谷正伦还亲自挂帅，举办“自卫干部训练班”，将其部队中连以上军官，政府中县以上人员以及所谓的“自然领袖”(即地主武装和惯匪头子)分期分批集训，布置其进行公开与隐蔽的破坏活动。他们到处委任旅长、团长，任其招兵买马，扩充武装。他们还强制群众“空室清野”，胁迫群众上山入洞，在一些地方造成人走地荒。我军入黔后，他们又大肆破坏交通，仅湘黔公路破坏桥梁要隘就有26处，川黔、滇黔等公路干线，均遭破坏。造成公路瘫痪，交通中断。

  贵州大中城市，在敌人撤退与我们到达之前都有几天的“真空”时期，由于地下党同志积极开展工作，广大工人学生英勇护厂护校，爱国人士也出面维持，因而未遭大的破坏，基本上较完整地存下来了。但敌人策划的反动应变活动和其遗留下的大量社会问题，却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贵阳市解放初期，仅散兵游勇即有近万人，敌人撤退时又将800多名在押的惯匪老偷全部放出，这些人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就使案件不断，严重时每夜发生案件达40多起。潜伏之匪特又蛊惑人心，策动叛乱，搞得人心不安。

  此外还有大量的失业流浪人员，夜晚均露宿街头等待着救济和安置。吸毒贩毒几乎到处都有。全省还有大量职员要包下来，养起来。至于边沿农村，更是穷的可怜，赤身裸体。冻得发抖的人随时可见。我们经营贵州，就是要在这么一个烂摊子上起步。

  根据我军将要担负的任务，兵团令十六军驻清镇地区略事休整，准备继续西进。令十八军加快入黔。以十七军和兵团直属部队于贵阳周围展开，担负肃清残敌，掩护地方工作开展之任务。兵团领导也做了分工：由杨勇司令员、潘焱参谋长组织精干的前进指挥所，率十六军、十八军入川作战；由政委、王辉球主任，石新安副主任和十七军首长负责抓地方工作。开初时期，在地方上主要是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贵阳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把贵阳地区原中央的，省属的各系统、各单位的机构、人员和财物等完整地接管过来，力求减少损失、尽快理出头绪，对于全省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早在邵阳会议时，兵团党委和省委领导就曾做过研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军管会的名义进行接管。由预定的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对口接管，但仍嫌力量不足，为此兵团决定将兵团政治部机关之大部，司令部、后勤部机关之一部、十七军机关之一部都拿出来参加接管，并从直属部队又抽调一批干部投入接管，使接管干部总数达792人，团以上干部达111人。

  贵阳市军管会由政委任主任，由陈曾固和十七军军长赵健民任副主任，由军大五分校副校长刘星任秘书长。军管会下设军事接管部(部长石新安)、民政接管部(部长谢鑫鹤)、财政接管部(部长边裕昆)、建设接管部(部长傅家选)、文教接管部(部长申云浦)、公安接管部(部长张金波)。各部按业务需要共分设39个局处。各部于入黔行军途中，就抓紧选调人员，健全组织，认真动员，进行准备。

  由于我前卫部队进展快速，公路又被敌人破坏，使接管人员同部队相距越来越远。当兵团进至炉山时，贵阳已解放，兵团立即派副主任石新安、组织部长陈云开率少数精干人员赶赴贵阳先行安排，力求减少混乱。同时动员接管干部尽力加快行程，早日赴任。

  11月20日，第一批接管干部入城。22日，军管会正式发出布告，宣布成立。整个接管工作在统一部署下，按照“从上到下，各按系统，原封不动，接管一致，先接后分”的方针，39个局处的人员分头出动，采取“深入下去，宣传政策，召回人员；接收档案，进行清点；迅速整理，尽快复工”的步骤，经近一个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接管。共接收机关、学校、工厂、仓库等184处，员工14601人。其中敌军之医院、仓库、兽医学校等均由部队接管过来。

  贵阳的接管工作由于方针对头，步骤稳妥，接管干部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深受群众拥戴，因而进展顺利，达到了不乱不烂的要求，为全省工作的开展开了个好头。

  贵阳市解放后，五十师于15日上午即入城警备，在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大力协助下，迅速稳定了秩序，有效地制止了敌人撤退后一度猖獗的抢劫活动。为了尽快地建立革命秩序，统一领导全市的治安工作，于军管会成立的同时，即建立了贵阳市警备司令部，由汪乃贵任司令员，胡华居为政治委员。由五十师机关兼警司机关，以一四八团和兵团警卫团为贵阳警备部队。

  由于敌人的应变破坏，贵阳的社会秩序一度很乱。为进一步稳定治安，警司经过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将贵阳市划为七个治安区，由兵团司政机关、后勤机关、十七军军部，五十师师直、一四八团、一四九团和警卫团分别负责，各治安区均指定指挥长和政委、负责组织武装巡逻纠察，登记集训和遣散散兵游勇，集中小偷流氓强制劳动，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接管的顺利进行。

  早在入黔之前，军委和二野就指示五兵团要兼贵州军区。兵团于邵阳会议时，根据进军部署，于10月22日发布命令，组建了镇远、铜仁、遵义、安顺和毕节军分区，并确定五十一师师部进驻都匀。入黔后，又及时向各分区派遣部队，掩护地方工作之开展。

  镇远军分区：曾宪辉任司令员、张绍武任副司令员、袁自清为政治部主任。分区于11月11日与地委、专署一起抵达镇远。兵团令一五三团随同进至镇远展开。

  铜仁军分区：马宗凯任司令员、李树荣为副政委、吕伯川任政治部主任。分区于11月中旬与地委、专署一起进抵铜仁。兵团令十七军补训一团(不久改为兵团警卫二团)随之进驻铜仁。

  安顺军分区：韩国锦任副司令员，翁可业为副政委，张友中任政治部主任。分区于11月21日与地委、专署一起进入安顺。此时四十九师和十七军侦察营已集结于该地区。

  遵义军分区：李程任司令员，陈璞如兼政委，孙大坤任副司令员，刘正庚为参谋长，任涛任政治部主任。在进军至黄平时，分区与地委、专署一道由、余庆立即进入遵义。十六军随校随分区一起到达。不久兵团又令警卫团两个营进驻该地区，协助开展地方工作。

  毕节军分区：侯国祥任司令员，赵欲樵兼政委，黄友若任参谋长，王之翰任政治部主任。分区于12月3日与地委、专署一起进抵毕节。兵团令十八军一六二团和十六军侦察营驻该地区，负责对云南和威宁方向敌之警戒，以保障我主力入川侧翼之安全；同时担任掩护当地地方工作开展之任务。

  五十一师随同独山地委、专署于11月22日进至都匀。该师令一五二团于贵定一带展开，一五一团则向都匀以南展开。

  分区以一六二团驻大定地区，该团当即解放了纳雍。十六军侦察营于12月17日解放赫章，全歼该县保警队，并驻于该地，担负对威宁方向之警戒。

  12月上旬，贵阳军分区组建，调马宗凯任司令员，崔子明兼政委，顾汉臣任副政委，吕云峰任参谋长，田化一任政治部主任。军区调给贵阳分区一个警卫连，分区又扩军组建起一个独立营。1950年元月，分区与贵阳地委、专署一起迁驻花溪。

  各分区赴任后，在地委的统一领导下，立即挂出牌子，贴出布告，召开大会，宣布政策，趁我进军胜利之势，大刀阔斧地展开工作。使当地群众深受鼓舞，治安有所好转，局势趋于稳定。

  各分遣部队坚决执行兵团指示，以最好的纪律和作风同当地人民见好面。部队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每到一地都做到水满缸、院扫光、人人做好事、做宣传。使驻地迅速出现一片崭新的面貌。

  我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戳破敌人的造谣和欺骗，很多被敌人胁外出的群众纷纷归来。不少边沿县的代表跑一、二百里来“请大军去解放”他们，这就为地方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各部队还在分区统一指挥下清剿残匪，保护交通，维护治安，协助地方征粮，帮助建党建政，使一些重点地区的工作迅速打开局面。

  在我取得马官屯战斗和进占毕节胜利之后，黔敌已组织不起防线千多人。八十九军只有万余人，另有保安部队约万余人。敌人已陷入绝境。有的已准备起义。根据这一动向，兵团决定对退入黔西南之残敌，尽力争取其起义。对贵州境内其他残敌，也力求政治解决。

  11月21日，二野刘邓首长发出了对西南地区军政人员的四项忠告。为我们争取敌军起义提供了有力武器和造成更为有利的形势。兵团党委和首长也及时提出工作要求，并要求各分区首长也要亲自出面工作。政委还指示有关部门要尽快弄清情况，制定对策，严格执行党的政策，迅速打开局面。

  在贵州，首先起义的是驻遵义的贵州省绥靖公署副主任陈铁、贵州第二绥靖司令吴剑平等。这些将领原来就对排斥异己的反动统治不满，在解放前就已同我地下党同志建立了联系。当我军解放遵义时，他们带领其属下734人宣布起义。接着又活动二七五师师长陈德明率其两个团共3000多人于金沙起义。该部起义后开往遵义。我即任命陈德明为遵义军分区副司令员。此时川东南宋希濂部被我击溃后，其二二七、二二八团(统由二二八团长陈鉴明率领)退入遵义地区。陈德明师长利用胞兄弟关系，说服陈鉴明率部起义。兵团令警卫团派出干部帮助其部队改造，并迅速进行了整编。

  在镇远地区，当我解放镇远后，镇远专员任盛廉率其独立营(四个连)逃往施秉乡下躲藏观望。镇远分区及时动员其好友与我方代表一起到乡下动员其起义归来。经过谈判，任盛廉于11月下旬宣布起义，将其独立营及全部装备，计炮8门，各类枪300多支，电台一部全部交给分区。该分区趁势又接连争取了台江、三穗等县长起义。省人民政府都及时给他们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贵阳解放后，兵团敌工部和十七军敌工部立即设立联络站和交际处，通过登记和安排校以上军官，了解情况，开展工作。敌十九兵团逃离贵阳时，也留下人员观察动向。在我大力宣传下，其八十九军三二八师的代表找到我十七军司令部联系，兵团决定由赵健民军长接见。接见中了解到谷正伦、韩文焕、何绍周等均已逃往重庆，十九兵团和其各军、师领导人，多同李弥不和，他们既不愿入滇，又对我疑虑甚大，不敢起义，正处于举棋不定，犹豫观望之中。针对这一情况，赵健民军长向其详细阐明我党政策。鼓励他们要多做工作，力争其全部正规部队和保安部队一同起义。这样既可扩大影响，又可避免他们互相牵扯，形成阻碍。并决定我同八十九军建立电台联系。

  与此同时，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也同我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也正在展开联络起义的工作。经近半个月的谈判，和敌军内部的串连，终于达成协议。我方答应以起义部队对待，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愿回家者发给路费。对方答应保证滇黔公路不被破坏，确保畅通。

  12月10日，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八十九军军长张涛、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黔西北绥靖司令兼二七一师师长刘鹤鸣；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联合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接着经过他们进一步工作，敌二七二师师长余启佑，独立一师师长糜有池(兼贞丰县长)。独二师师长罗湘培，独三师师长程奎朗亦随之宣布起义。

  另有桂系黔桂边区万世炯部(含二三四师)，也向杨勇司令员来电表示愿意起义。赵健民军长当即复电表示欢迎。该部随之按我方要求开赴都匀，接受改编。12月12日，他们共同派出代表上交了其部队的兵力、装备、驻地分布等表报文件，表示愿服从我之领导。兵团政委接见了他们的代表给予鼓励。此后兵团命令十九兵团归我十七军领导。各保安部队归所在分区领导，待以后进行整编。并任命谭本良为兴仁专署解放委员会主任，刘鹤鸣为毕节专署支前委员会主任。

  驻黔西南敌军起义后，兵团和省委决定派军大五分校副政委李一非和夏德义同志与地方同志一起组成军政工作团，于1950年元月赴兴仁，在滇桂黔边游击纵队和地下党的积极协助下开展工作。此后，又以工作团为基础，组建了兴仁地委、专署的领导机构。兵团令四十九师率一四五团和一四七团进驻兴仁地区，由该师兼军分区，汪家道任司令员，李一非兼分区政委，夏德义为分区副政委。

  在毕节地区，经我方积极争取，驻威宁之独四师师长马昆(兼威宁县长)于12月4日向昭通和毕节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毕节分区侯国祥司令员亲自同其会谈，及时派出军代表进入该师，并任命马昆为威宁县解放委员会主任。

  在铜仁地区，我军解放铜仁后，铜仁专区保安副司令欧阳信诚，保安团长寥云魁逃往梵净山。他们扩充部队，数次袭扰我地方工作干部。铜仁分区仍耐心进行争取，派出代表赴江口农村同他们进行谈判，敦促其起义。经反复工作，其部队于1950年元月宣布起义，开入铜仁，愿接受分区领导。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争取工作，进一步促进了贵州局势的稳定，为我主力入川、入滇作战消除了后顾之忧，也为瓦解整个西南地区之敌，发挥了重大作用。

  支援解放大西南的战争，是我入黔后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由于敌人大肆破坏，全省交通干线已陷瘫痪；解放后吃公粮的人又大幅度提升，而我们所能征集到的粮食又有限；加之土匪的骚扰破坏，困难相当严重。杨勇司令员、政委精确指出只有解放整个大西南，我们的困难才能最终解决。因而不管眼前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从整体利益出发，坚决完成支前任务。全省的支前工作就是按照这一要求做的。

  为了统一和加强支前工作的领导，兵团进入贵阳的第三天，即11月24日就组建了支前领导机构——贵州省支前司令部，以十七军军长赵健民任司令员，省委副书记徐运北为政委，兵团军政处长何光宇任参谋长。下设供应部和交通部。以贵阳军管会财政接管部部长边裕昆兼任供应部长，兵团供给部长董志常为副部长；以贵阳军管会建设接管部部长傅家选兼任交通部长、十七军副参谋长孙仁道为副部长。各专区也都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着重解决入川入滇作战部队的食粮供应和保持交通畅通的问题。

  交通方面主要是抢修被敌人破坏的桥梁。为此，交通部组织了有关方面参加的抢修委员会，以十七军司令部作战和侦察科干部为主组成办公室，由兵团工兵总队和四野工兵六团并动员交通部门职工突击抢修。当时技术力量和物资器材都极为困难。我工作人员就深入群众，请出工程技术人员，制订抢修方案，逐家逐户动员职工出来施工。筹集器材物资，就依靠广大职工到仓库废料堆中找，从报废的车辆设备上拆卸，到旧货摊上去买。经部队和广大职工日夜苦战。首先修通了主要干线座桥梁，保证兵团主力按时入川、入滇作战。至1950年2月又修复20多座桥梁，保障了四兵团部队和大量地方干部及时入滇。与此同时还积极发动和组织职工突击抢修汽车，使之尽快地投入了支前运输。

  支前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的供应。各地、县遵照省委和兵团的要求，于解放后，立即组织党政军民一齐动手，下乡征粮。很多县长、书记带头与群众一道参加运粮，抓紧入库。敌人对征粮工作疯狂破坏，我征粮人员牺牲甚大。为保证支前，供应部还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办法，规定驻黔部队、机关的食粮主要靠自己动手征集，仓库粮食首先用于保证过境部队和前线的需要。

  由于全省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支前任务，为解放大西南做出了贡献。

  在进军西南，解放贵州的战斗中，兵团圆满完成了和二野前委赋予的任务。主要是：

  在向湘西集结过程中，十八军奉命归四野指挥，参加了同敌桂系部队的作战，两次担负迂回断敌退路之任务。部队冒滂沱大雨，日夜兼程，攀越高山峻岭，行进于崎岖小道，夜间得以绑带连结进军，过险道得靠手拉手通行。桂系军队作战狡猾，开初我军因缺乏经验吃过小亏，由于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战术，一仗比一仗打得好，提高了部队山地作战能力，也为后来的进军和作战积累了经验。

  兵团主力出敌不意，直出贵州，按时解放贵阳，把敌人所谓的“最后战略”体系割裂开来，为我入川入滇，解放整个大西南，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战略态势。

  在完成进军作战任务的同时，担负了经营贵州的繁重任务，完成了接管城市、建党建政，肃清残敌，维护治安，支援前线等一系列艰巨任务。在斗争中，兵团部队同贵州各族人民、广大干部、各界人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贵州后来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些胜利是通过极为艰苦的斗争取得的，入黔以来，虽未经严重的战斗，但部队进军是极为艰难的。进入贵州后，近两个月，部队很少遇到过晴天，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雨中渡过的。贵州山高坡陡，公路又多为敌人破坏。为追歼逃敌，有时要连续数日兼程，爬悬崖，过急流，历尽艰险。据十六军统计，入黔后，行军中仅掉入山涧牺牲和病亡同志即达81人，摔死骡马100余匹。负责地方工作的同志，面临千头万绪的工作，既要进行严重的对敌斗争，又要处理大量的社会问题，大都经历连续数日不分昼夜的紧张工作，很快地理出了头绪，避免了损失，打开了局面。

  整个解放贵州的作战，据不完全统计，共毙俘敌6911人，缴各种炮94门，各类枪4206支，电台6部，汽车100辆，战马112匹，及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还争取了共约3万余敌军起义。作战中，我伤亡82人。

  上述胜利的取得，主要是靠党中央、毛主席和二野刘邓首长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从兵团工作说，主要经验是：

  一、以高度的全局观念，自觉执行中央和二野的作战方针和战略部署。从开始进军的动员和准备，一直到进入贵州开展各项工作，兵团党委反复强调要以高度的全局观念来贯彻执行军委的作战方针。因而部队在进军中，不管多么艰难，也按时进到指定位置、完成作战任务。对经营贵州的各种困难，都能自觉地忍受和克服。这种高度的全局观念，是贯彻落实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把战斗队和工作队的任务统一安排，并使之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因而不仅保证了我军胜任了双重任务，而且还促进了部队的作风和纪律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军政军民的团结，使我们战胜敌人和克服困难有了可靠保证。

  三、把战斗解决和政治解决结合起来。蒋介石不得与心的统治和我军的节节胜利，决定了敌人必然要瓦解，大量敌军起义是势必要出现的。兵团党委和首长适应这一历史趋势，及时采取了切实的措施，坚决执行毛主席瓦解敌军的指示，各级主要首长亲自出面做工作，取得了争取大多数黔军起义的重大胜利。

  四、不断改善和加强后勤工作，保障了进军的顺利进行。进军期间，部队的粮油、雨具、鞋子等供应，都比渡江时期要好。

  事实证明：入黔前夕，兵团和省委决定的经营贵州工作实行慢慢地发展的稳妥方针是符合实际的。但在实行过程中，由于我军进展和敌人的瓦解极为快速，到处都要求解放和接管，使工作步子越迈越大，力量日益分散。本来人数就很少的一个县的接管班子(全体干战百人左右)，没有多久，又要一分为二去接收两个县。而隐蔽的敌人，正在其应变计划下，加紧和农村封建势力相勾结，乘机对我地方工作大肆袭扰破坏。各地不断告急，部队则到处“救火”，越来越难以应付。数万敌军起义过来，我又无力及时派出足够力量帮助其改造，使潜伏之敌又有了一个空子可钻。

  贵州解放后，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相对平静之后，局势就日渐紧张起来，一场不可避免的严重斗争，正摆在我们的面前。

  本文由云见长锋根据《中国人民第五兵团暨贵州军区战史》资料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