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最著名的两个“文明奸细”，一个是张爱玲的老公胡兰成，另一个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
令人气愤的是，抗战成功后他们均未遭到应有的赏罚——1981年，胡兰成病逝于日本，终年75岁；1967年，周作人去世于北京，终年82岁。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二人都算是高寿了。
胡兰成没有被清算，是因为早在1945年他就借道香港曲折流亡到了日本。那么，一向留在大陆的周作人为什么也能平平安安活到82岁呢？
1946年，周作人因奸细罪上法庭受审判，他辩说明：“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难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人愈弄愈糟。”
周作人其时在文坛的威望不输鲁迅，各界老友明里暗里帮他脱罪的不在少数，其间胡适就给他找来不少有利的人证物证，证明他在当奸细期间的确协助过许多国人，其间还包含政府的地下作业者。
别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也向法庭提交了证明，说1937年卢沟桥事故后周作人之所以没有南下，是受他之托留在北平关照校产，并非等着给日本人当奸细。
1949年，跟着不断溃退，李宗仁命令撤销全国令，开释政治犯。本来算不上是政治犯的周作人刚刚坐了3年牢，就搭上这趟便车提早重获自在。
江山刚一易主，周作人立马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一是自动告知了最初不随校园南迁而是留在了北平的苦衷——母亲年事已高不方便波动、受蒋梦麟之托留下关照北大校产；二是要点介绍了自己的研讨范畴和所获得的成果。
周作人的自告奋勇倒也并非王婆卖瓜，文明界历来有“南鲁迅，北知堂”之说，他的学术成果乃至一度被以为超过了鲁迅，尤其是在翻译范畴。
其时正是用人之际，周总理又是惜才之人，周作人因而得到了将功折罪的时机，他尽管被掠夺了政治权利，却得以居家作业，专事翻译和写作，每月稿费200元，收入远高于同类作家。
在之后几十年时间里，周作人也算不负所望，翻译出了很多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可是不允许以本名出书。所以，尽管咱们小时候都读过《伊索寓言》《希腊神话》，却很少有人知道是出自周作人之手。
周作人尽管活到了82岁，但“寿则多辱”，他晚年遭到清算，受尽欺辱后曾两次写信给派出所恳求“安乐死”，想死得面子，但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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